世代阿訇 徒步投师

　　达老讳凤轩，字浦生，经名努尔o穆罕默德，出生于1874年4月初10，江苏六和县人。达姓始祖姆巴勒沙是元代由西域进入中国的波斯人。第三代达布台，系一武将，因战功显赫，元帝赐姓达。其后裔六合一支，到阿訇已是第七代了，他也是达家第七代阿訇。阿訇自幼家境清贫，仅靠上两代人以阿訇为业，和母亲王氏替人家浆洗缝补的菲薄收入度生。7岁入馆习汉文，10岁进义学读阿文。因嗜学贪多，被师台褒以“经蠹虫”绰号。17岁时，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节约路费，由其父象乾公的陪送，长途跋涉，从六合徒步百余里至南京，投奔常巷清真义学，跟诲人不倦的刘本初阿訇当海里发。由于他品学兼优，在学期间的伙食由乡老改春庭资助解决。

　　别亲离家 初入社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整20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再也不愿蛰居而安，遂别亲离家，筹借盘缠，前往上海，再经人帮助免费搭乘轮船到天津。他在波涛汹涌的海途中仰天长叹：“大陆不知何处去，海天一色混沌中”，其心情可想而知。到天津后，经内河抵达北京。阿訇抵京后，由江苏同乡引见，拜会了牛街礼拜寺大伊玛目王浩然（又名王宽，1848-1919），并投于门下。学富识广的王浩然大阿訇，开拓明智，向以提倡新型伊斯兰教育著称，见这南方青年学生，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对新事物十分敏锐，勇于实践，故甚为赏识。师生思想一致，认识相同，感情融洽而笃厚。后来马松亭大阿訇回忆往事时说：“我师台达老，早年在牛街时可谓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人又聪明好学，因他有一副好嗓音，念经洪亮而清脆，字正腔圆，乡老们都爱听。加之他是王五（浩然）阿訇的得意高足，重要事情，王五阿訇总是叫他去办，牛街的乡老们更是喜爱这位年轻的外乡阿訇。”达老生前亦曾回忆：我历尽困难，来到北京，得到名师教导，自是珍爱无比，惜时如金，无论严冬和酷暑，都刻苦攻读不辍。承蒙王五阿訇器重，师生感情笃如父子。我们生活清贫，当时师生俩只有一套比较象样的长袍马褂，还是乡老送的，谁出客谁就穿这套“礼服”。阿訇凭其原有的扎实基础和主观努力，仅两年时间就在牛街礼拜寺学有成就，挂幛穿衣了，开始步入社会，时年22岁。

　　1898年，北京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即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教育上提出废科举，办新学的主张。在新思潮的启迪下，阿訇抱着为回民做些切实的基础工作的决心，不愿在留在北京，于是别师南下了。当时他被王五阿訇视为“将可继吾学业，宏吾道义”的年轻有为人。1899年，他24岁时返回故乡六合，担任清真寺教长。他以讲“卧尔兹”和其他形式鼓动、游说创办 回民学校，终于在城内建起了穆斯林启蒙学堂广益小学。达老在一份回忆录中这样说：“当时回民是习于保守的，要他们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经过艰苦的奋斗，耐心说服顽固的保守分子，不顾一切地勇于任事而没有被斥为反教门，这是多么不易哟！”他认为，这是“初入社会的第一件事业”。

　　1905年，大伊玛目王浩然赴天方（麦加）朝觐，函召门生阿訇由六合去北京，代理牛街礼拜寺伊玛目。1907年王五阿訇回国后，在牛街礼拜寺举办回文师范学堂（此为我国回民经堂教育改为新式教育的初创），嗣因自己年事已高，遂令这位年轻有为的学生担任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此即开创兴办回民师范学校的肇端。他大力推行“经书两通”，专心改革寺院经堂教育。该学校除教授阿文、波斯文以及《古兰经》、认主学、圣训、教法等传统课程外，还设有国文、史地、数理等一些时务知识课程。这所回文师范学堂培养了不少人才，知名的马松亭大阿訇，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此影响下，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陆续涌现了一大批新型伊斯兰师范学校，如先设济南后迁北京的成达（伊斯兰）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及云南昆明明德中学，湖南邵阳偕进中学等等。后来该回文师范学堂举办不及两年，因经费枯竭和产权纠葛而中辍。1909年，阿訇应邀至笤帚胡同礼拜寺担任教长，直到辛亥革命。

　　奔赴西北 兴族倡学 　

　　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狂飙激励着他那颗壮志未酬的心。阿訇毅然离开北京奔赴西北回民聚居区，开拓事业的新途径。抵兰州后，他受甘肃提学使（后改称教育厅长）马邻翼先生之聘，担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长兼省视学。阿訇在其自传中说：“自民国元年至六年（1912-1917）整整六年，我在风沙冰雪中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当时均为甘肃省辖地）等数十处，到处演讲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学校。有些地方（据悉曾留驻一两个月），我住在那儿帮助他们筹办，一直到学校开学。那时候甘肃地方行走是很艰苦的，好在我正当壮年，回民也受着兴国新风气的影响，确有一股进取的现象，所以我推动地方成立了不少回民学校”。在兰州，他亲手创办南关回民学校（后改清华小学）。在此影响下，兰州回民相继创办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使回民子弟得以接受新型的启蒙教育。于此期间，阿訇在布道讲学中还为排解回民群众间的教派或家族矛盾而积极奔走。竟有世代为仇的人，经他多方斡旋劝说，终于出现了握手言和的感人情景，以及立碑留念的动人事迹，从而促进了团结，密切了关系。

　　首次出国 考察教育

　　民国成立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依然穷苦，在西北落后地区开展回民现代教育愈益困难。1918年，阿訇借回家奔丧之机，辞去劝学所长职务，回六合再度开展教育事业，但兵荒马乱年代，毕竟难以打开局面。他苦闷忧虑，冷静地作了自我剖析：自己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阿文、波斯文和教义也有一定的专门研究，况且年富力强，尚有干一番事业的精力。但见识不够宽广，思路不够开阔，若能丰富阅历，扩展视野，许能别开生面，开拓前途。正确的判断产生了坚定的信念，1920年他决定前往大都市上海。那时，上海经营珠宝玉器的回族绅商马晋卿和哈德成、刘彬如、杨福洲、刘耀卿诸位阿訇，正组成对外贸易商号“协兴公司”，他们都是热心于回民教育和伊斯兰事业的，欲派员去南洋群岛及亚洲次大陆开创贸易并考察教育，以筹集资金兴办宗教学校和翻译《古兰经》。要办事，必须有人才，经哈德成阿訇的推荐，公司考虑到达阿訇是位人才，故向他征求意见。他应邀参加了这个集体，从1921年起前往南洋和次大陆开辟业务渠道，并从中研究文化，考察教育，藉以开拓视野，进而确立了献身回民教育的信念和决心。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不少伊斯兰教界的领袖和名流。可以说，这次“远征”既奠定了阿訇以后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精神基础，又奠定了阿訇将来自费出国宣传抗日战争的社会基础，确实有其历史意义的。

　　海外归沪 创办伊师

　　1928年，阿訇从海外归来，受聘担任上海穿心街礼拜寺（今福佑路清真寺）教长。他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回教状况深有感触，认为“现在世风颓坏，人心险恶，视吾独一无二伊斯兰教为一无足轻重之事耳。索其根本所以然者，是不知伊斯兰教之精义也，其所以不知者，因伊斯兰教育不曾普及也。”于是就积极投入“上海伊斯兰教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阿訇在《上海伊师校史述要》中写道：“中华民国十七年，凤轩（阿訇名）自外洋归来，寄寓上海浙江路回教堂，朝夕与该堂教长哈德成（注：达阿訇参加协兴公司，去南洋学习和考察，是哈阿訇介绍推荐的，他们素有交往）共谈中国伊斯兰教务日颓，文化衰落，回教人民趋势日形于下，益思有以挽救。盖挽救之方，舍教育则无以挽回，舍宗教教育则无以启发愚蒙。正筹商之际，马公云亭（福祥）移节南来，凤轩在甘办学多年，与之有旧，遂至其馆，即将夙抱兴学救教之旨，缕缕直陈。马公听之颇以为然，认为是当务之急，即提笔慨助五原县辖水田三千亩，并许办好再增。凤轩得此学田作教育基金，喜出望外，飞奔回寓，始告德成，......此即为学校筹募之开始。”然而，辖水田基金后来因故没有落实，中国回教学会未曾收到该款。至于“伊师”的建校经费则由上海富商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乡老倡导，出资捐款筹划的。其时哈德成阿訇任中国回教学会副总干事（总干事为马刚侯先生），为使伊师建校工作获得广泛支持，乃将伊师列入该会计划之内。因达阿訇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思想才干，故被中国回教学会和上海清真董事会诸成员选为校长，并推举马公云亭为董事长。哈阿訇鸿才有略，治学有方，任教务主任并躬身执教。同时，达、哈二位还积极选聘了表率教师，向学生灌输时代知识。达、哈二位均系当时中国伊斯兰教的知名阿訇，感情深厚，且是儿女亲家，在宗教工作和教育事业上他们真是相知若素，相得益彰。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是在上海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如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诸位贤达的支持赞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或捐款，或捐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终于在1928年创办成功了。上海伊师不只是单纯培养阿訇，而且要造就从事伊斯兰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学术知识的俊士，故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四文”教育：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此为回民师范设置英文课的起始。同时，在传授《古兰经》、圣训、古兰经注、教法经的基础上，还设有数学、哲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体育等课程。达、哈二位均分别亲自授课。该校共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共60余名。1931年派选马坚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1933年又遴选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钧、林兴昌、马有连赴埃留学，从而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学校于1931年创办《伊斯兰学生》杂志，其宗旨为“口宣笔扬，共谋教是，......明正道之真谛，大道之归旨”，免费赠送全国有关地区和单位。1937年淞沪战争后，上海沦为孤岛，办学经费来源枯竭，师生被迫遣散，学校被迫停办。但作为中国现代南方最大的回民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办学经验和贡献则是不可泯灭的。

　　在创建上海伊师的第二年（1929年），阿訇又联络了上海伊斯兰教界人士，组成了“中国回教公会”。其宗旨为引导阿訇以发扬回教正义；普办回民学校及多办职业教育以提高回民的文化水平和物质水平；开设医院、图书馆，以裨益回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等等。后因经济困难，人才缺乏，以及种种阻力未能畅达其志。

　　正义斗争 反击辱教

　　1932年9、10月间，上海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辱教案。广大穆斯林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正义斗争。事实原因是当时国民党直接经办的刊物《南华文艺》和北新书局分别刊登发行了恶意中伤回民的文章和图书--《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一文和《小猪八戒》一书，污蔑伊斯兰教门和贬低穆斯林人格。上海穆斯林对此反应强烈，十坊清真寺很快地成立了“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推举代表向北新书局提出抗议，并要求登报道歉。该书局凭借其董事长是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故强词夺理，不予理睬。继由阿訇一行10人前往市政府请愿，却遭市长吴铁城的压制和指责，他胡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企图包庇北新书局。至于北新书局，则倚仗了租界势力的庇护，请求巡捕房保护他们。这就激起了上海和全国穆斯林的更大义愤。广大穆斯林群众遂动议组成“上海穆斯林护教团”，一致推荐阿訇和伍咏霞、马天英3人为代表，在吴凯声律师陪同下，共赴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请愿。他们离沪时，有200多穆斯林群众分乘18辆汽车去火车站送行，一路高呼口号，场面十分动人。可是面对上海和全国穆斯林所提出的正当要求，国民党政府始则拖延表态，继则想威胁回民就范。直到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在沪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事实真相，国民党内政部才电复福佑路清真寺教长达浦生：“......仰静候解决，勿得暴动为要。”复电把穆斯林的合法要求称为“暴动”，这暴露了当局存有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心术。但由于全国穆斯林都行动起来，声援上海穆斯林的正义斗争，在举国抗议浪潮下，国民党中常委不得不作出让步的决议：“......爱重回民，维护宗教，南华停刊，惩办撰稿人；查封北新书局，惩办负责人。禁止北新、南华人员招待记者，凡教科书有误解回教者饬令修正......”。在这场严峻的正义斗争中，阿訇始终依靠广大穆斯林群众，同反对派面批言揭，针锋相对，表现了无畏不屈的激情壮志，令人肃然起敬。

　　阿訇自1928年从海外归来，在上海整整十年，一直为宗教宣传，为民族教育而奔波劳碌，始终不懈不怠；无论春风秋雨，炎夏寒冬，也无论荣辱誉毁，甘苦得失，始终不折不挠，就这样地坚持奋斗。到抗战爆发时，阿訇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国难民困 共襄义举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侵略战争，造成国破山河碎。不久“八·一三”发生淞沪战争，日寇对上海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纷纷繁繁地从华界逃到租界避难，但存身无处，活命无靠。当时，上海各教各界均成立难民收容所。达阿訇和哈阿訇亦义无反顾地积极筹建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克服重重困难，想尽种种办法，为教胞募捐粮食、衣服、医药和生活必需品，解救了许多教胞的苦痛和危难。阿訇无私不苟、无往不前的精神，是感人泪下的。阿訇还在回民中积极推销“救国公债”，在当时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再次出国 宣传抗战

　　淞沪战争失败后，位于华界的上海伊师和福佑路清真寺均被日寇占据了。阿訇悲不自胜，他要抛弃一切牵挂离开上海，并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回去”。他是与敌不共戴天的。自从抗战爆发后，我国对各个伊斯兰国家宣传很不得力，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很不了解中国的正义战争。相反，日寇一发动侵略战争，就陆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四出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事实，蒙骗各国舆论，进而涣散中国穆斯林的抗战斗志，破坏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战斗友谊。当时，阿訇从国外朋友和上海伊师留学生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情况，义愤填膺，焦急万分。他考虑自己曾旅外多年，对中、近东伊斯兰国家比较熟悉，且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倘能自费出国赴埃及、沙特、印度等国，凭自己的热忱和声望，宣传正义的中国抗日战争那该多好啊。感赞安拉的襄助，希望成为事实，相会终于来到，阿訇如愿以偿了。当时，上海招商局金利源栈穆斯林栈长李云生为悼念亡妻，以3000元银洋资助达阿訇去麦加朝觐，以及出国旅行。1937年12月29日阿訇飘洋过海开始万里远行。

　　1938年1月20日他首抵埃及，适逢王子结婚盛典，中、近东各国元首云集开罗，这给他提供了揭露日寇侵华和宣传中国抗战的机会。当埃及及国王法鲁克接见阿訇，设宴款待并垂询中国的回民现状及抗战中的回汉关系时，阿訇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地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及国王听后赞叹不已，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他满面笑容地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同年2月，阿訇经苏伊士去沙特前往圣地麦加再次朝觐，适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团长王曾善，团员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相聚。他们两次晋见了沙特国王伊本·沙特，通报了日寇侵华的事实，并要求沙特抵制日货，以配合中国抗战。他们还共同参加了罕志地区的世界回教大会，与会代表及群众多达15万人。阿訇在这样的国际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当时日本亦派3名浪人出席，红帽白巾，博袖宽袍，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大肆活动。

　　阿訇和其他代表亲找3名浪人舌战，对方装聋作哑，丑态毕露。在宣传过程中，阿訇深感仅以口头宣传，影响有限，远不及书面宣传影响有效。于是重返埃及，在一个乡村小屋住下，潜心著述3个月，撰写了一百多页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经留埃学生部长沙儒成翻译阿文后，印发给各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宣传部门。这篇战斗檄文，历述几十年来日寇的侵华史实，以及近年来日寇的的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上的谴责和经济上的制裁。该书出版前，原稿逐日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发表，引起埃及各界人士和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心和同情。

　　结束了在埃及的宣传活动后，6月8日阿訇前往印度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印度有8000万穆斯林。他在那里先后作了九次演讲，听讲者约有一万多印度穆斯林。阿訇还会见了德高望重的穆斯林领袖，以后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真纳，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不单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也是对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与幸福的鼓舞，所以印度各民族将尽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真纳并将阿訇撰写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派员译成乌尔都文予以发表：还在印度穆斯林中发起募捐，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持前线抗战。

　　阿訇这次自费出国宣传抗战，成绩卓著。日本非常害怕，曾匆匆忙忙将东京一所佛教堂改为“礼拜寺”，于1938年5月举行建成典礼，并扬言“天皇将皈信伊斯兰教”。由于事前阿訇积极宣传的关系，埃及就未派代表参加东京“礼拜寺”的建成典礼。阿訇在印度宣传抗日时候，孟买各界制作了中印联合的小国旗，由男女青年学生上街义售，为中国开展募捐。甚至有愿以巨款买一小旗者，足证印度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深厚感情。

　　尽心竭力 平凉复校

　　作为六旬老人的阿訇，飘洋过海，在异邦他国备尝艰辛地宣传抗战。他奔走了8个月，带着各国穆斯林对中国穆斯林的友好情谊和几十万法币募捐款，于1938年8月由加尔各答取道南洋群岛回到香港。其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对于阿訇在中、近东各国所取得的宣传硕果不得不作出反应，故派专人去香港将阿訇接至汉口，并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举行了欢迎茶会。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两次发表专题长文报道了阿訇这次出国访问宣传抗战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收获。文章作出了如下的评价：达先生说，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到底，便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警语。是的，阿訇曾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理想作出回答了。

　　阿訇在汉口访问难民收容所时，见到一批失学的回族青年，倍感自己有责任继续完成回民教育的重任，因而下决心要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当时阿訇在国民党回族高级将领白崇禧的陪同下，见到了“委员长”蒋介石。在被问到有何要求时，阿訇铿锵作答：“六十老人无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为己任，今后将在大后方为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而竭尽全力”。蒋介石迫于抗战的形势和老人的声望，遂拨迁校经费（从上海迁至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营发给日常开支，以褒奖他自费出国宣传抗战的功劳。

　　1938年10月，阿訇到西安积极筹备恢复以往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翌年选定回民聚居地甘肃平凉建校，颇得当地各界人士赞许，后改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阿訇亲自担任校长，延请名师任教，还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聘请政治教师。该校除在平凉外，并派人去中原招生，广辟新生来源，同时从汉口难民收容所中招收一批失学的回族学生，共140人。该校课程虽与上海伊师相同，但特点是教师思想进步，在学生中积极宣传爱国抗日，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宣传队开展救亡活动，影响颇大，从而培养了一批有民族自尊心、宗教自强感、且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爱国青年。这种进步气氛渐为反动派当局所不容，更因平凉发生几次“学潮”（学生运动），疑与平师有关，故而对该校压力越来越大。那时阿訇积劳成疾，卧床10多个月，当局借机让其辞掉校长职务，将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进行改组，1941年更名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从此该校就逐渐失去原有的指导思想了。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阿訇担任平凉伊师校长时，自己兼授教义学这门课程，教材为《伊斯兰六义》。他边讲边编，计有四卷；后来深觉“意犹未尽”，复增写两卷，遂成体系。从1939年到1945年，方全部脱稿，但未付梓问世。该书30万字，其卷目：一是伊斯兰教泛论，二是伊斯兰教宗旨，三是伊斯兰教中心，四是伊斯兰教天道与人道，五是明真辟异，六是宗教与科学。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训。言简意赅，谨严透彻，是一部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义和教律的专著，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是“散邪之指南车，照妖之犀角烛”，洵不为过也。在《六义》自序中，阿訇感叹：“吾伊斯兰教其道未昌，其教未扬，推原其故，盖因宣道无人，传教乏术，非失之于食古不化，即失之于真理未明。......而教内自命维新之士，辄以宗教为迷信观点，既误焉能抉其微奥？一般信仰诚笃之教胞，又只知绳墨自守，多未能穷其究竟，遂使至大至中之道，至和至平之教，不能昌明阐扬于天下。”最后阿訇表示：“只以宣道传教之心，......愿以是书公诸世人，共相研究。”可以说，《六义》是一本三、四十年代论述伊斯兰教天人合德、表里同归的颇有价值的宏著佳作。信哉斯书！《中国穆斯林》从1995年2期起连载刊发该书，以飨读者。这是一件大好事。

　　阿訇忠诚为人，赤诚待人，赢得民众的信赖与社会的推崇。1941年，阿訇辞离平凉伊师校长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政员”，常住西安。1942年在重庆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了旧政治协商会议。他结识了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时候他才托人突破诸多困难，将90有余的老母以及妻孥由沦陷区的上海接到西安。阿訇自1937年远走中、近东各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5年，至今始得与家人团聚。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后来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解放前夕，又迁居上海。1949年，阿訇以75岁高龄，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祖国新生 鞠躬尽瘁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阿訇离沪去京，寻找昔日的学生，探讨昔日兴办回民教育的宏图在当前有无实现的可能。对于许多新事物，他不了解。他与现实离得太远了，他苦闷地从北京回到南京。这时他心爱的幼子病逝了，老年丧子，其悲痛心情是可以想像的。就在1951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周而复部长，通过回族教育界人士金幼云，把居住在南京的阿訇邀来上海，在上海大厦会见了这位古稀老人，转达了中央指示，周恩来总理请他进京参加政协会议，并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阿訇精神振奋，乃欣然地再次北上。他抵京后获得了学习机会，思想认识进步很大，很快就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新形势。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赫尔辛基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接着担任新中国第一届朝觐团团长，率团前往麦加朝觐，但因故只到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国。在巴时，阿訇曾亲至真纳墓，举行虔诚的谒墓仪式，受到当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很多人热泪盈眶地和阿訇相互拥抱。阿訇向他们讲述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回族人民在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上提高的情况，使外国穆斯林对新中国的伊斯兰状况有所了解。1953年，阿訇同包尔汉、马坚、庞士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他被选为副主任，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常务委员。也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被选为历届人大代表。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他担任院长职务。后来他还领导和创办了《中国穆斯林》杂志，在全国广泛发行，开展学术研究。1955年，他又担任第二届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团长，率团前往麦加，朝觐期间多次会见沙特国王，受到很高待遇。就在这次朝觐期间，一个国民党驻外人员以学生名义，借“师生情谊”为口实，多次接近阿訇，妄图要阿訇托病留在国外，今后保证他的高官厚禄，等等。对此阴谋，阿訇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使其蛊惑伎俩未能得逞。这表现了阿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风亮节和美德懿行。朝觐归途中，他还先后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各国。且在印度新德里清真寺大寺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演讲，并作为中国大伊玛目应邀领了拜，获得极大荣誉。1956年，82岁高龄的阿訇，以周恩来总理的顾问身份，同机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举世闻名的亚非会议。飞行途中，总理对阿訇关怀备至，还将自己的床位让给他休息，表示对阿訇的尊敬。同年，阿訇作为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宫亲自接见了他。嗣后再去埃及访问，纳赛尔总统也亲自接见了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您就是同周恩来先生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位穆斯林顾问吗？”离别时赠给老人一部精装的《古兰经》，在扉页上亲笔签了名。阿訇还以中叙（利亚）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同样地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忱欢迎。

　　阿訇虽然80多岁高龄，但仍旧参加一系列国内和国外的许多政治和社会活动，而且体格硬实，精神矍铄。1957年庆祝国庆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风趣地询问老人：“先生有何健身妙术，如此老当益壮？”老人笑答：“每日五次功课，数十年从不间断。”毛主席亦欣然大笑。
　　在黑暗的旧社会，阿訇以美好的愿望、奉献的精神顽强地追求光明与进步，坚韧地从事探索与革新，然而大半生漂泊迁流，所建不多，常以自疚。解放后，阿訇积极拥护党和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支持并推动了回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还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和政治外交活动，在爱国反帝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老人重病期间，曾作句自勉：“奔波一世，一事竟无成，欣逢社会日新，始得为国为教略尽微忱，尝自愧。”其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人应无愧也。1965年6月21日，忠国、爱教、振教、兴学的达浦生大阿訇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根据老人的遗愿：“我一生生活在回民之中，死后也愿栖身在回民之中。”他葬于西北旺回民公墓。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专程送了花圈。《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作了详细报道。哲人去兮，众所共悲。

　　阿訇墓前汉白玉石碑，在十年动乱时被毁。1980年，国家拨款重修了墓地，并重立了石碑，以示缅怀。敬主爱人、忠国爱教、德高望重、知渊识博的达浦生大阿訇，他为祖国、为民族、为教门建了功、树了德、立了言。他的事迹和精神，永远教育、鼓舞、鞭策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群众在伊斯兰大道上奋勇前进。